I 二人均在文治武功方面留下大量的范例。让我们首先比较一下两个人在军事方面的成就。

伯里克利在共和国最繁荣富庶、势力蒸蒸日上的鼎盛时期主政雅典，因此可以说他是仗着国运昌隆才得以免遭倾覆和灾难的。法比却是临危受命，他的使命不是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添砖加瓦，而是要扶大厦于将倾。此外，齐蒙的胜利，穆罗尼德和利奥克拉特的纪功柱，以及托尔米德的赫赫战功，都被伯里克用来丰富城邦的娱乐活动和宗教仪式，而非用于开疆拓土或者充实国防。法比上任时，国家满目疮痍，罗马军队全军覆没，将领、执政官被杀，湖泊、平原和森林尸横遍野，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江河之水。但是他用铁肩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国家，以成熟睿智的谋略和坚定不移的决心，在他人遭遇挫败时力挽狂澜。也许，当一个国家遭逢大难、身处逆境之际，迫于生存的需要，人们会听从智慧的呼唤，国家更容易治理。而当一个民族因长期的繁荣而变得骄横跋扈，就像伯里克利当政时期的雅典那样，驾驭这样一个鲁莽任性的国家就要困难得多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在罗马灾难深重、民不聊生之时，法比无所畏惧，临危不乱，显示出超凡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。

II 我们可以拿法比收复塔林顿与伯里克利攻占萨莫斯相比，征服欧伯亚堪比攻占康帕尼亚诸城。在此之前，卡普亚已经被福尔维和阿皮两任执政官攻克。但是，在正规战中，法比除了为他赢得凯旋式的对利古里亚人之战外，找不出一次成功的战例。伯里克利则赢得了九场陆战和海战的胜利，建立了九座纪功柱。但是在伯里克利的所有军事行动中，没有一次可以和拯救米努奇那次令人难忘的行动相媲美。法比不仅挽救了米努奇，还使他免于全军覆没，是一次集最高的勇气、智慧和仁义于一体的高尚行动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伯里克利似乎从未遭遇过像法比受骗汉尼拔的火牛阵那样的败绩。法比的敌人因为机缘巧合落入他的手中，但他却让敌人在夜里溜走了，并且在白天反为所败，在胜利唾手可得之时，反而成为笼中物的手下败将。

如果说良将不仅能做好当下事，还能预知未来，那么在这一点上伯里克利要略胜一筹。他预先告诫雅典人，好高骛远将给他们带来战争和毁灭。法比并不是一个好的预言家，他告诉罗马人，斯基皮奥的计划将毁掉他们的国家。因此，伯里克利是失败的成功预言家，法比则是成功的蹩脚预言家。诚然，对为将者而言，因缺乏自信而丧失先机同因缺乏远见而陷入困境一样不可原谅。因为这两种过失虽然性质相反，根源却是一样的，都是缺乏判断力和经验的表现。

III 在内政方面，伯里克利被认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始作俑者，因为斯巴达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没有一条能令他满意。我认为，法比对迦太基人也是寸步不让，宁愿殊死一搏，也不会坐视罗马的霸权受到削弱。法比仁慈地对待他的同僚米努奇，比之伯里克利对待齐蒙和修昔底德有着天壤之别。齐蒙和修昔底德出身高贵，同属贵族党派，都被伯里克利用陶片放逐法流放了。伯里克利在雅典的权力要远大于在罗马的法比，更容易防止因其他官员的错误以及能力欠缺给国家带来的灾难。只有托尔米德摆脱了他的羁绊，不听劝告进攻伯奥提亚，兵败被杀。他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所有人都对他唯命是从。法比尽管自信，很少出错，但是缺乏独断专行的权力，无法阻止别人犯错。如果他的权力再大些，我们可以肯定，罗马人的灾难一定会少得多。

二人都是廉洁奉公的典范，伯里克利从不受贿，法比拿出自己的钱为他的士兵赎身，尽管这笔钱没有超过六塔兰盾。没有人比伯里克利更有机会招权纳贿，无数王宫贵胄和盟邦政要争相献礼，他却始终超然物外，一尘不染。

伯里克利用宏伟壮丽的庙宇殿堂和公共建筑妆点他的国家，必须承认，直至帝制时代的所有罗马建筑及其装饰，无论在气势恢宏的设计上，还是在美轮美奂的造型上，都无法与伯里克利打造的雅典相媲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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